走在鋼索上的中國
善善／輔仁大學
千頭萬緒中怎麼談中國呢？台灣整體對中國的認知可以從各種媒體對於中國的談述中略察一二，但仔細一瞧會發現還是有很明顯的變化──媒體從過去兩極化的闡述、過度的吹噓跟過度的醜化中國，卻因兩岸交流越近頻繁，如今我們已經比較能夠見到媒體貼近實際生活面地談論中國。
從我說起吧！我是在北京當交換學生的，排除掉生活的瑣碎，我也會參加當地學生的沙龍、講座，還交涉過一些NGO組織，但要我用這樣的篇幅談談中國，可能只能淺談。因為要談述中國之前，你必須要有一個很清楚的認知，也就是中國如此之大，任何描述都難以含括並且套用到各地，當前不少人都想用個單一的詮釋來討論中國，但這都是愚蠢的，因為這會非常籠統，尤其那些非學術討論及商業媒體，常常用浮誇的數字跟議題來吸引你，看了令人難過。
在天子腳下做事情，在中國就是一個「難」字，去年在十八大代表選舉期間（簡單說，就是中國各地要選出足以代表地方黨員的人，出席第十八屆共產黨會議），還未開會定案新的接班是誰之前，四處風聲鶴唳的，不管在哪裡，安檢等級都得提高。大家一定會好奇我怎麼突然提這件事，因為在中國做任何事情，政治因素總是佔去九成，這是一個事實，你不可能逃避。我的學校雖然在北京常被戲稱第二黨校，但老師其實都頗大鳴大放，什麼都敢說，比大家想像的還要開放：老師會帶頭批評黨、批評中央，甚至到讓你難以想像的程度。
比如在政治課裡大罵中央都在胡搞，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初衷，甚至隱晦地描述八九事件。我就遇過老師在課堂PPT上面放上一個超小的自由女神圖，大家便熱烈討論。學生的反應大多其實是抱著聽聽八卦的心理（摒除國族主義至上的愛國同學外，這些同學老是把「中國現在在發展，我們要往前看。」掛在嘴邊，或是露出一副「這很重要嗎？」的不屑嘴臉，他們排除一切，只期待中國再度崛起），但我曾經問過同學他們怎麼看待這一些所謂我們眼中的禁忌跟問題，比如我問北京的同學哪些課最值得去聽，同學們總是回我：「選一些從沒聽過的，一些我們在書上自己學不到的，那才精彩。」總地來說，校園學術上是自由的，但老師的研究項目卻是被各種項目（case）綁住，例如要爭取經費就必須要配合修改內容，符合和諧的原則，雖不一定要一味地討好上層，但是起碼在一些事情上的總結要模糊點，套老師有時說的：「總是比較好。」
回到「校園沙龍」這個例子，在學校裡面辦沙龍很不容易的，尤其同學們要聚在一起開會，沒受到某個單位輔導的而辦事情很容易受到關注。由於我在中國的師弟師妹擔任沙龍籌畫人，我才能理解這中間的困難：這樣一個公開討論公共議題的聚會，又是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的情況之下，如果能邀請校內老師擔任講者，比較可以讓外面的人安心。像我捧場的第一講議題是討論「Michael Sandel的正義論」，主辦單位邀請哲學院當紅的助理教授當引言人，像這樣遊走在灰色地帶，小心地找尋生存和改變機會，就是中國的普遍現狀。
另外像是台灣新興竄起的社會企業模式──多利用商業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──在目前的中國是一個沒有法規管理又奇怪的經濟模式，也尚未有人要出來解決這問題（或許尚在醞釀中）。正常來說解決社會的問題可是政府的事，一但你要跳出來做，就需要有名人或政治力量背書，最好你自己就是某個協會的榮譽會長、某個政治正確基金會背景的人，這種曖昧不明的方式才能力保你不被刁難。
中國轉型已經是現在進行式，正因為這樣的變化才如此吸引人，但卻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，很多東西也沒有法規或一套制度規劃可依循。有個廣東的師妹跟我說，廣東是四大城市（廣東、成都、上海、北京）裡最為開放的，政府也想做很多事情，但是礙於沒有法規，只好等有人做了事情再來訂定法規。客觀來說，所有人都在嘗試，連政府也是，很多人以為中國是由上至下地進行改革與變化，但事實是許多事情都是由下至上地更動，學術上喜歡談此為「溫州模式」。溫州商人從前在共產至上時期是做違法的私人生意，怎麼知道改革開放後，政府認同了這樣買賣的私人企業，這些人一夕之間變成了有遠見的天才，甚至開始複製此生意模式到其他地方做買賣。政府如此高專制、低基礎能力的現象，反而保留一絲民間發展的空間。假如硬要我給中國下個標題，我目前最喜歡的還是作家范疇用的鮮明比喻：「中國號超級拼裝巴士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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